此后多年，他也时常以此作为经验来告诫家人。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他在给当时己任湖北巡抚的国荃弟写信时，就言词谆谆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
自从丁巳、戊午(按指咸丰七年、八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
与四十岁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当时，曾国荃在官场上的人际关系也是很僵，处境艰难，心情不佳，又刚好赶上寓所发生火灾，他怀疑这是有人故意报复，但又拿不到真凭实据。曾国藩写信告诫他不能大惊小怪，胡想乱猜，免得节外生枝，为仇家所利用，要“处处泰然，行所无事”。接着，就现身说法地道出了上述的一番经验之谈。
原来，丁巳、戊午居家期间，他对自己的官场处事之道进行反思的最大成果，就是悟得了一个“悔”字。也就是要接受以往自负的教训，不要过高地自负，要多检讨自己的不足，多看别人的是处，做到“不怨不尤”。但这又绝不是意味着要自暴自弃，甘拜下风，这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是“用”而不是“体”。他明确指出“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他的“悔”字诀实际上就是一种以柔包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退促进的策略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