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多月前,肃反办公室的负责人突然到总支来通知他:胡文端的问题已经大体审查清楚:他问题比较严重,但暂时还不能定为胡风分子,出于政策考虑,党委研究准备解除对胡文端的隔离审查,他说:“不是不继续审查,是换一种方式。”他要施振华做好胡文端的工作,引导胡文端正确对待政治运动。施振华后来才打听到,在给胡文端定案的党委会上,党委委员们意见不一。从外调和胡文端本人的交代材料看,他虽然和胡风通过几封信,但内容很一般,和别的胡风分子更没有联系;有党委委员还发现,中文系总支上报的清查材料中提到一些问题还需要证实,比如,一些诗,写得很朦胧,可以做各种解释;他解放初发表的那篇文章是批判国民党的,但材料说他是借题发挥,实际上是在攻击共产党,这样的结论缺少说服力。这时,党委副书记谢文涛,党委委员葛志洪介绍了胡文端解放前的表现。这样,胡文端才没有被定为胡风分子。本来施振华为上报材料中一些内容不实事求是而暗中自责。知道这些情况后他松了一口气:材料中的那些内容,到头来反而帮了胡文端的忙,他为此感到欣慰。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这种欣慰其实很不光彩,他应该为自己当时的私心杂念羞愧。这样,他又陷入了更深的自责。虽然上面说“不是不继续审查,是换一种方式”,但以他的经验,他相信,如果没有发现新的、更重要的材料,胡文端的案子很可能就暂时到此为止了。胡文端回家以后,他去看望他,除了问候,主要是要胡文端“正确对待”,说他虽一时受了些委屈,但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党对他的爱护,“现在问题清楚了,包袱也就放下了。”只是,说这些话的时候,施振华感觉到自己是那样的言不由衷,那样的别扭,心里很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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