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多月前，肃反办公室的负责人突然到总支来通知他：胡文端的问题已经大体审查清楚：他问题比较严重，但暂时还不能定为胡风分子，出于政策考虑，党委研究准备解除对胡文端的隔离审查，他说：“不是不继续审查，是换一种方式。”他要施振华做好胡文端的工作，引导胡文端正确对待政治运动。施振华后来才打听到，在给胡文端定案的党委会上，党委委员们意见不一。从外调和胡文端本人的交代材料看，他虽然和胡风通过几封信，但内容很一般，和别的胡风分子更没有联系；有党委委员还发现，中文系总支上报的清查材料中提到一些问题还需要证实，比如，一些诗，写得很朦胧，可以做各种解释；他解放初发表的那篇文章是批判国民党的，但材料说他是借题发挥，实际上是在攻击共产党，这样的结论缺少说服力。这时，党委副书记谢文涛，党委委员葛志洪介绍了胡文端解放前的表现。这样，胡文端才没有被定为胡风分子。本来施振华为上报材料中一些内容不实事求是而暗中自责。知道这些情况后他松了一口气：材料中的那些内容，到头来反而帮了胡文端的忙，他为此感到欣慰。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这种欣慰其实很不光彩，他应该为自己当时的私心杂念羞愧。这样，他又陷入了更深的自责。虽然上面说“不是不继续审查，是换一种方式”，但以他的经验，他相信，如果没有发现新的、更重要的材料，胡文端的案子很可能就暂时到此为止了。胡文端回家以后，他去看望他，除了问候，主要是要胡文端“正确对待”，说他虽一时受了些委屈，但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党对他的爱护，“现在问题清楚了，包袱也就放下了。”只是，说这些话的时候，施振华感觉到自己是那样的言不由衷，那样的别扭，心里很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