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在评价韦伯关于儒家的论断时，也曾认为以贝拉为代表的宗教社会学家在论及“近代早期宗教”（early modem religion）时，便承认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儒学等都虽发生过类似西方新教那样的改革运动，不过比不上西方宗教改革那样彻底和持续发展而已。[26]余、林二位无疑都承认借助贝拉的研究，为在中国语境内提出一个“韦伯式问题”带来了灵感。种种涉及的资源已经暗示出，余、林二人对韦伯命题的选择都是建立在文化系统具有自主与超越性能这一前提之上的，传统的改造可以在文化系统中单独完成。林氏特别强调了了解文化与社会之关系的出发点，在于认识其文化与社会系统互相不能化约（mutual irreducibility）这一特性，特别强调两者的区分状态对传统改造的重要性。林毓生在其“五四”个案的研究中，把文化从政治社会秩序的整合状态中分化出来作为文化更新再造的历史前提。在林毓生的眼里，“五四”全盘反传统的背景渊源于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与文化—道德秩序通过普遍王权整合的机制受到了根本性的破坏。由于辛亥革命导致王权崩溃，进而使社会—政治秩序解体，文化—道德秩序失去了具体表现自身的实体形式，从而为“五四”知识人提供了一个诠释和改造文化意义的机会。林毓生通过对“五四”理念的继承，把对传统社会、政治系统的抨击与对文化系统的批判与改造截然分开，强调文化系统自主变迁的可能性。所谓“传统”已变成可以和具体社会语境和政治条件脱离关系的各种抽象思想与价值理念的纯粹形态，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纯粹是一种直接面向抽象价值的内在精神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