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产生于欧洲的进化论，是关于事物按照量的积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向前发展的理论，它包括宇宙无机物的进化、生物和社会的进化等自然历史过程。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一些来华的传教士和洋务企业的译书机构，对进化论有一些片段的介绍。中国思想家中，康有为、谭嗣同是较早受到进化论影响的人，而严复则是在介绍和阐述西方进化论方面最有贡献的人。康有为把古老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的“大同”、“小康”思想，同进化论结合起来，阐说他的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的历史进化理论，作为他主张变法、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理论基础。他在《论语注》中说：“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部落，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至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他一方面强调“验之万国”，一方面认为“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就是推进化之礼而为之。他在《大同书》里又说：“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这就是康有为把中国“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而形成的进化思想。同时，康有为又在这种进化思想中注入《周易》的“变通”的思想，从而把它同变法维新结合起来，提出历史必变的观点。他说：“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中国今日不变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152]变，是时势之必然，是国家命运所必需，“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153]。在这里，西方进化论被赋予了中国的形式，而中国变法维新则不仅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找到历史根据，尤其是从西方进化论中找到了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