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把自己的性别体验对象化到人物主体之中，生命在主体间绽放。《生死场》书写“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力透纸背，小说更突出的是在民族压迫与男权压制下女性的生存境遇与生命色调。金枝喊出恨男人，恨日本人，恨中国人，金枝到城里去，其中颇有深意。“在男性将身体升华的地方，萧红停留并详加质疑。女性的身体在性与爱中通常都成为牺牲，而且对女性来说，身体的痛苦无可摆脱。经历身体的毁损而无法自救，比祥林嫂之类死后有没有灵魂的精神问题，是更普遍的困惑。”[2]金枝“恋爱、妊娠、结婚、痛苦地生活着……金枝的境遇同作者十分相似。在这个故事中，金枝的形象带着作者的印迹，是最现实的人物。可以大胆地说，这部作品无论选择怎样的主题、如何发展，金枝的形象都必然会出现的。正如一位画家在描绘人物群像中，其中常有自己的肖像一样，作者在这幅农民群像中，也会勾画自己的形象的”[3]。萧红选择与自己情感熟悉的题材，她笔下的人物不仅与自己起着思恋的情绪，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自己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