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讲了一个卡夫卡式的寓言故事，与其说他对当下文坛充满了讽刺，不如说充满期待。他期待在中文的世界里，能有那样一位天才出现。
二十七岁，正是一个天才的黄金年龄，如阿乙文中所列，在二十七岁这个年龄，欧内斯特·海明威已写出《太阳照常升起》，阿尔贝·加缪写出了《局外人》，约翰·斯坦贝克写出《黄金杯》，川端康成写出《伊豆的舞女》。当然，在中文世界里，我们也拥有自己繁星般的“二十七岁”，比如风华正茂时节的马原、格非、苏童、余华、叶兆言、孙甘露等。现在，“二十七岁”的吃水线已下移到八○后、九○后，我们新的天才是谁？这已不再是一个埋没天才的时代，天才的光芒无人能够遮挡，天才也可以不入那个文坛。然而这样的天才，我们还有吗？
扫视当下小说创作，七○后、八○后小说家已渐成主体。本年度所选，七○后作家也占据大半。如阿乙的《作家的敌人》，艾玛的《有什么事2
在我身边发生》、曹寇的《在县城》、葛亮的《不见》、任晓雯的《那些人》、盛可以的《小生命》、田耳的《金刚四拿》、徐则臣的《摩洛哥王子》、张惠雯的《华屋》，以及因篇幅原因未能选入的赵志明的《村庄落了一场大雪》、朱庆和的《父亲和山羊》、索耳的《所有的鲸鱼都在海面以下》、李浩的《消失在镜子里的妻子》、桂晓波的《你离开了南京》等。以“天才”的标准去衡量，七○后也已不再年轻，就要步入中年。中年写作，更多的是靠经验、手艺、职业习惯，而天才的创造力、爆发力，天才的混不吝、自成体系，已渐渐远去。我们年轻一代小说家们已将小说的手艺操练得如庖丁解牛，故事叙述得丝质顺滑，情节安排得八面埋伏，题材选择得也政治正确，但大多只是属于符合文学期刊标准的“好小说”，就像班级里的“三好学生”。我们更期待那种充满创造性的、异质的，甚至带有点危险性的小说，就像班级里突然出现了几个坏孩子。坏孩子的天空，总能让人充满遐想和无限可能性。也就是说，现在的“好”是一种趋于同质化的“好”，少年老成的“好”，那种带有点天才的偏执、青春的涩意、疯子般激情的小说，已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