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朗吉弩斯认为，文学作品为了追求无限，达到感动人、征服人的效果，必须具备五个因素，五者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形成宏伟思想的能力”亦即“高尚的灵魂”[6]。轻视荣华富贵、名利权势固然是一种美德，但人们更赞赏那些既拥有这些光彩夺目的东西却又能轻视它们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高尚的人。[7]“崇高是高尚精神的回声。”[8]这也就是说，没有高尚的精神或灵魂，就不可能有崇高。“终身意志薄弱、胸无大志的人不可能设想出引人注目的和值得永垂不朽的任何事物。相反，言辞的伟大来自思想的深邃。”[9]我们不妨花点篇幅看看司马迁对《离骚》的评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0]司马迁的评论清楚说明了《离骚》的文章风格之崇高性与作者“志洁”、“行廉”、“可与日月争光”的“高尚灵魂”是分不开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屈原的人格决非一般远避尘世的自命清高，而是出污泥而不染的斗士。司马迁所赞赏的“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说白了，不就是朗吉弩斯所赞赏的那种“虽有光彩夺目的东西而又能轻视它们”的“真正高尚的灵魂”吗？“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屈原“不忍明哲保身”、“不忍临难改节”[11]之心，昭如日月，岂可以班固所谓“露才扬己”责之？朗吉弩斯说：“那些想免遭脆弱和枯燥无味之讥而着意以伟大为目标的人”会流于“吹胀自我”之弊，而“吹胀自我”和“华而不实”是“坏事”，它“源于想胜过崇高的欲望”[12]，但它不能与崇高相比拟。[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