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困难在那些带着强烈偏执焦虑和分裂机制的病人身上特别常见，因为伴随着由解释而引发的被害焦虑，他们较少能够经验到对分析师的正向移情和信任——从根本上说他们无法维持爱的感觉。就我们现阶段的知识而言，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这些病人虽然不一定是明显的精神病类型，但是在他们身上，成功是受限的，或者可能无法成功。
当分析可以达到上述深度，嫉羡和对嫉羡的恐惧降低了，从而导致对建设和修复力量（事实上是对爱的能力）有更大的信任。结果是对个人自身的限制有更大的包容，以及客体关系的改善，对内在和外在现实也有一种更清楚的直觉。
在整合过程中所获得的洞察，使病人可以在分析过程中认识到，他的自体有一些潜在的危险部分。但是，当爱可以充分地结合分裂开来的怨恨和嫉羡，这些情绪变得可以忍受并降低了，因为它们通过爱而缓和了。早先所提及的各种焦虑的内容也减少了，例如被自体分裂、破坏性的部分淹没的危险。这种危险似乎是巨大的，因为在潜意识幻想中所造成的伤害，作为早期过度全能的结果，似乎是无可挽回的。当这些感觉更明朗，且被整合到人格中时，担心敌意会摧毁爱的客体的焦虑也降低了。病人在分析其间体验到的痛苦，也借由因整合的进步所带来的改善而逐渐减少。例如，重新获得某些主动性、可以做一些先前无法达成的决定，一般而言，可以更自由地运用其天赋才能。这与其修复能力较少受到抑制有关。在很多方面，他享受的力量增加，希望再现，虽然仍旧与抑郁交替着。我发现，创造力的增长与能够更安全地建立好客体的能力成正比，这在成功的案例中是分析嫉羡和破坏的结果。